“逆全球化”是指与经济全球化完全相悖的发展趋势，其出现于二十一世纪伊始，并在西方发达国家孕育而成，最终不断发酵、席卷世界。
在“逆全球化”态势的影响下，国际合作日益消减。
“逆全球化”兴起的原因
“逆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缺陷所导致。
“逆全球化”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下层群众与上层人民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众认为社会不平等，其利益受损。
发达国家内部的突出问题，则是利益分配不公平。
发达国家的中下层群众抵制经济全球化，认为这迫使他们必须从事低收入的职业甚至导致失业；与之相反的上层民众，却处于优势地位而获得更多收益，财富分配不公平，因而民众的收入与生活质量水平不断降低，于是表现出对掌权者以及上层人民治理政策的强烈不满。
同时，民众也因此借希望于通过本国政府的调整，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从另一方面导致一些西方政客为了赢得选票，而故意煽动民众的情绪，利用其脆弱的心理。
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任，则正是西方民主的混乱以及人民群众两极分化的充分体现。
另一方面，“移民潮”加剧了美欧发达地区对全球化的反感。
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流入，加剧了当地劳工市场的竞争甚至失业，外来人员也使得社会福利资源得到了抢占，给本国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
中下层的民众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移民问题，和巨大的恐怖主义危机，因而选择盲目排外，反对国家间的对外交往与外来文化，并由此助长了仇恨情绪，导致民众矛盾激化。
因此，民众的“反全球化”意识日益高涨，冲突不断增多，导致反全球化民意愈加强烈，因而中下层民众成为了“逆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其次，国家主义至上的原则推动了“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酵。
国家主义是西方各国外交逻辑的起点，也正是这种国家主义为逆全球化的滋生，提供了思想温床。
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大国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全球化使这些国家的贸易失衡并导致利益相对受损，进而致使他们采取一系列的“逆全球化”举措。
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政客显然已经意识到，虽然国家经济依然强劲，但与新兴市场相比，国家的经济实力，显示已经出现下坡趋势。
对此，由于全球化带来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其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改变当下这种不利的局面。
“逆全球化”兴起的危害
毫无疑问，“逆全球化”的兴起，给国际和平环境与世界经济，以及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与规则乃至全球治理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与严峻挑战。
首先，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举措致使国家间资本流动放缓，全球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由于当前全球疫情的不断蔓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乃至衰退，金融贸易风险增大，经济前景萎靡不振，因而当下环境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一些国家罔顾国际贸易秩序，以自身实力与地位的碾压，公然凌驾于与规则与国际法之上，违反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对当前国际秩序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并割裂国家间友好关系，至使国际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逆全球化”已经扩展到政治、外交领域，并导致社会撕裂，地区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加大，激化社会矛盾，破坏国际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逆全球化”的短视行为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本国发展，“逆全球化”片面地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全部追责于全球化。
“逆全球化”仅仅是全球化浪潮下的暂时逆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与资本流动，促进了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科技发展与人类进步，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的发展依旧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依旧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为此我们要意识到，全球化的趋势依然势不可挡。
尽管全球化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但正确的方式是全社会共同努力，来引导全球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助推全球化的继续前进。
“逆全球化”的具体表现
（1）英国“脱欧”
英国与欧盟关系一波三折。
英国在20世纪加入了欧盟，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为了争取保守派赢得大选，打出“脱欧”政治牌，首次提及“脱欧公投”。
2020年1月31日，英国从法理上正式脱离欧盟，也为历时3年多的脱欧历程划上句号，而此事件也一举成为了国际政坛的“黑天鹅”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欧盟的成立符合欧洲各国与整体利益，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提高了欧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提升了欧盟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与此同时，欧盟的成立与发展，也给世界其他地区的联合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发展。
但作为欧盟重要一员的英国选择“脱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疑是对英欧关系的一次重大考验，其对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英国在欧盟中占据重要地位，是重要的贸易实体与经济强国，其“脱欧”行为势必会极大冲击欧盟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对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而英国的“脱欧”行为，很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效仿，产生多米诺骨牌示范效应，使内部的疑欧主义力量与“脱欧”情绪滋生，动摇着边缘国家的信心，使本就并不牢固的成员国关系雪上加霜，进而致使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面临停滞、乃至倒退的风险。
（2）美国频频“退群”
自上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先后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与多边协定。
这其中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中导条约》、《伊朗核问题协议》、《开放天空条约》、《全球移民协议》、《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个国际组织与多边协定。
而美国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以及全球合作抗疫的关键期，执意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行为，不仅削弱了全球防疫的共同努力，也不利于美国本身的疫情应对，更是遭到了来自国内与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与强烈批评。
除了上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退群”史之外，美国的“退群”史要追溯到1982年的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而这其中不乏存在“退群”后，重新返回又再次退出的情况。
里根在其总统任期间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法院；克林顿在总统任期间退出了联合工业发展组织；小布什在总统任期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第三届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曾经因为想让美国崛起并一统世界，美国因此选择广建群以令天下，从而建立一套符合本国自身利益的国际制度，并将其推广。
而近几十年来，作为利己主义者，美国被单极世界的思维定式所俘虏，因认为相关的组织与协定侵犯了本国的国家利益，美国选择了一意孤行，频频“退群”，拒绝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其“退群”行为突显了本国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迫使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朝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美国陷入道义赤字的“退群”行为，对国际和平与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对全球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其“退群”行为，与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和维护的多边主义，以及互利共赢的合作共识完全相悖逆，对多边合作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造成了诸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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